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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关押4年7个月之后,“重见天日”的何永高谈及自己违法售卖印度仿制抗癌药一事,仍觉得“很有成就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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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战中的法贝尔

内容摘要:4月21日,鲁文渔号渔船上的5名船员家属来到北京,希望获得外交部的援助,让被扣船员早日回家。在船员家属出示的信中,有船员称他们曾出庭两次,因有人不承认杀人,未当庭宣判,但接触他们的韩方律师称,承认的话罪能小些,船员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认罪了。船

内容摘要:环球网记者张哲报道,韩联社12月12日报道称,一名韩国海洋警察特攻队员在黄海扣押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,被中国船员刺死。据报道,韩国仁川海洋警察署表示,仁川海警警长李某等两名特攻队员当地时间12日早上7时在仁川市瓮津郡小青岛西南85公里海上扣押非法

何永高曾在重庆做原料药进出口贸易,2009年开始受癌症患者之托,从印度购买仿制抗癌药易瑞沙。他说,正版易瑞沙服用一个月大约五六万元,印度仿制的药则只需两三千元,“药效却几乎一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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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时的法贝尔

4月21日,“鲁文渔”号渔船上的5名船员家属来到北京,希望获得外交部的援助,让被扣船员早日回家。在船员家属出示的信中,有船员称他们曾出庭两次,因有人不承认杀人,未当庭宣判,但接触他们的韩方律师称,“承认的话罪能小些”,船员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认罪了。

环球网记者张哲报道,韩联社12月12日报道称,一名韩国海洋警察特攻队员在黄海扣押“非法捕捞”的中国渔船时,被中国船员刺死。

一名肺癌患者家属告诉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,这种被称为靶向药的抗癌药对许多病人来说是续命药,“没有它最多半年人就没了,但正版药价格太贵,我们实在吃不起,要是没有仿制药就只能等死。”

  德国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市一家医院26日证实,在逃的荷兰纳粹嫌疑人克拉斯-卡雷尔-法贝尔24日去世,终年90岁。法贝尔1952年从荷兰越狱,随后一直在德国自由生活。专门追捕纳粹战犯的西蒙-维森塔尔中心把他列为排名第二的首要纳粹通缉犯。

船员刘德福妻子杨凤玉展示丈夫寄的信。

据报道,韩国仁川海洋警察署表示,仁川海警警长李某等两名特攻队员当地时间12日早上7时在仁川市瓮津郡小青岛西南85公里海上扣押“非法捕捞”的中国渔船时,被中国船员挥舞的玻璃碎片刺伤。

“停了药就断了病人的生路。”何永高抱着这样的想法,帮越来越多的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,自己从中提取“劳务费”。

  法贝尔的妻子雅各芭向荷兰一家新闻网站证实法贝尔的死讯。

“刺死韩国海警中国船长被判30年”追踪

随后,李某被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,但因左肋被捅,内脏破裂,最终不治身亡。另一名海警腹部受伤,目前正在舰艇上接受治疗。

2014年1月,何永高被江苏警方从家中抓走,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药罪,同案还有14人涉案。

  因戈尔施塔特市一家医院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主管告诉美联社记者,法贝尔死于肾衰竭。

昨日,得知10名中国船员在韩获刑后,渔船“鲁文渔”号船上的其中5名船员和“辽葫渔”号船长刘连成的家属来到北京,希望获得外交部的援助,让被扣船员早日回家。其中,刘连成的父亲刘春海,出事当天作为船员,就在“辽葫渔”号船上。他被韩国警方扣押4天后,又被释放。

报道称,被扣押的中国渔船和9名船员正被押往仁川途中。

2018年8月31日,连云港中院以销售假药罪,判处何永高等11名被告人3年9个月到6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,另有1人被判处缓刑,3人免于刑事处罚。

  法贝尔1922年生于荷兰哈勒姆。按西蒙-维森塔尔中心的说法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法贝尔叛变荷兰后加入由德国纳粹头子阿道夫-希特勒直接掌管的纳粹党卫军,参与杀害22名犹太人,同时协助纳粹侵略者镇压荷兰抵抗运动成员。

日前,刺死韩国海警的程大伟被韩法庭判处30年监禁,程大伟船上的8名中国船员以及刘连成被判18个月到5年的监禁。中国外交部回应,不接受韩方单方面适用“专属经济区法”对中国渔民作出判决。

一审宣判后,何永高认为一审量刑过重提出上诉。2019年3月27日,他接到江苏高院通知,要求他前去进行庭前讯问,“案件很快就会有最终结果了。”

  这家机构说,法贝尔为纳粹情报机构服务。

船员给家属来信称不得已认罪

这起“假药”案的被告人,除了何永高等药商,还有从买药发展成药贩的多名患者家属。涉案的印度仿制抗癌药,是患者眼里的续命药,却也是何永高等人一审获刑的罪证。

  荷兰检方说,法贝尔1944年至1945年在荷兰3处不同地点参与杀人,包括韦斯特博克纳粹中转营。

昨日,海淀区双清路一处公园,“鲁文渔”号船员刘德福的爱人杨凤玉说,丈夫在韩国拘留的几个月中,曾来过6封信。在杨凤玉出示的信中,刘德福称他们曾出庭两次,因有三人没有承认杀人,未当庭宣判,但有接触他们的韩方律师称,“承认的话罪能小些”,刘德福信中称,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他默认了。杨凤玉认为,丈夫可能因为语言障碍被误导,导致判刑。

实际上,关于印度抗癌药的“真”与“假”,在该案一审判决期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,连云港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,涉案药品“按假药论处,不是假药,和假药是两个概念”。

  大约10.7万名荷兰人二战期间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停留,而后转往劳动集中营或“灭绝营”。法贝尔在中转营为纳粹效力期间,《安妮日记》的作者安妮-弗兰克关押在那里。

26岁船员艾猛父亲称,在儿子未判刑的几个月前,曾收到信,“在监狱里没受伤害,但失去自由,就想早点回家。”

“假药”还是“神药”?仿制药被贩卖的背后,是患者生命健康权与当前药品管理秩序的冲突,是一场情与法的碰撞。

  荷兰法庭1947年判处法贝尔死刑。由于荷兰随后不久废除死刑,对他的判决1948年改为终身监禁。

8名家属均称,被判刑后,就与船员们失去了联系,“也没有来自韩国方面的法律函件。”

续命“神药”

  法贝尔1952年从布雷达一座监狱与另外6名纳粹党卫军成员一道出逃,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,即西德巴伐利亚州城市因戈尔施塔特安家落户,在汽车制造商德国奥迪公司充任文员,直至退休。

辽葫渔号船员:未撞“鲁文渔”

在老伴去世5年多之后,80岁的陈年昕至今回想起她生命的最后几年,仍觉历历在目。他说,那是如过山车似的一段时光,他们在绝望与希望的交替间艰难求生,最终让老伴儿“多活了三年”。

  依据希特勒时期的法律,加入党卫军的其他国家公民可以获得德国国籍。二战结束后,西德承认这些人先前获得的国籍。1952年,法贝尔正式获得西德国籍。

“辽葫渔”号船长刘连成的父亲刘春海,曾是儿子船上的9名船员之一。他回忆,去年12月12日,“辽葫渔”号和“鲁文渔”号出海曾一起捕鱼,但事发时刘春海“没有看到‘鲁文渔’上发生了什么”。

陈年昕回忆称,2009年春天,他的老伴儿因咳血送去医院,被确诊为肺癌晚期,“那年她68岁,医生却说她活不过半年了。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又换了一家医院检查,但最终的结果与之前的医院是一致的。”

  荷兰方面一直寻求追捕法贝尔,屡屡受挫。

韩方指控刘连成“利用木船撞击海警正在登船的‘鲁文渔’号,妨碍执行公务”。对此,刘春海特别回忆称,作为木船“辽葫渔”号并未故意撞击。“我们的木船又轻又小,‘鲁文渔’号是铁船,故意撞,有可能侧翻,另一方面也有碎裂的危险,所以不是专门撞的,而是正常行驶中的剐蹭。”

查出肺癌后的一段时间里,陈年昕一直在医院陪着老伴儿,从放疗到化疗再到病灶切除手术,他一次次燃起希望,又一次次经历失望。他说,那段时间,他们把所有可能有效的治疗手段都试了一遍,可不但没有效果,老伴病情反而恶化了,“这时候医生推荐了一种叫易瑞沙的抗癌药,说虽然无法治愈,但能够维持续命。”

  荷兰1954年首次提出引渡要求,希望德方遣送法贝尔回荷兰服刑。1957年,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,驳回荷方要求。2004年,荷方再次要求引渡法贝尔,德方援引1957年裁决,再次拒绝。2006年11月,荷兰对法贝尔签发欧洲逮捕令。然而,直至去世,法贝尔仍保持自由身。

“韩海警先抓后放又抓”

陈年昕没有购买医生推荐的易瑞沙,他被这种药物昂贵的价格给吓住了,“一盒就要一万七千元左右,一个月一疗程,这么吃下来每月得花五六万元,我们实在负担不起。”

  杜鹃(新华社供本报特稿)

刘春海说,随后,“辽葫渔”驶出三四海里,“纬导”显示已进入中国海域。但被赶来的警艇登船,“七八个韩国警察上来,有警察按住我儿子,我在阻止时被警察打晕。”随后,“辽葫渔”被要求驶往韩国海域,但在中途又被放走,“要我们离开,回到中国海域”。但在驶离30分钟后,刘连成的“辽葫渔”号再次被海警拦下。

陈年昕说,老伴儿的病治到这个阶段,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。那段时间里,他脑海中浮现出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尽人事听天命。有一天,病房里一个病友告诉他,那种名叫易瑞沙的抗癌药,印度生产了仿制药,“一盒只要3000元,能吃一个月。”

“又要求我们往韩国方向开。”这一次,“辽葫渔”号上,船长、船员共10人被韩国警方关押。

陈年昕在病友的推荐下联系到当地一名“药商”。他至今仍记得,那名年轻小伙叫何永高,第一次见面时,何永高亲自把药送到了医院的病房里,“我们没有多说话,他看了病床上我老伴儿一眼,把药给了我,收了3000元就走了。”

刘连成的母亲程宝珍说,丈夫和儿子被关的2天后,她获得了消息,要求缴纳36万元的罚款,“钱由程大伟的妻子给了一个中间人。”刘家并不知道这个“中间人”是谁。2011年12月16日,丈夫和其他8名船员在韩方被关押4天后,由一辆渔船送回,但儿子刘连成则以“妨碍执行公务”为由,继续扣押。

陈年昕没有想到,何永高送来的这瓶药让老伴儿的病情逐渐稳定了下来,惊喜之余,他将这瓶印度仿制的易瑞沙拿给医生看,“医生说,这药能救我老伴的命。”

专家说法

此后,陈年昕一直从何永高处买药。几次接触之后他得知,何永高手里的仿制抗癌药在重庆牵系着数十名癌症患者的命。

“此案不应该适用韩国法律”

陈年昕说,当时国内仿制药市场混乱,有不少人在卖假的仿制药,服用之后完全没效果,“对于很多病人来说,能找到卖有效仿制药的药贩子,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。”

韩警过度执法也有责任

基于这个原因,何永高的存在让陈年昕一家感到无比踏实。但2010年底,陈年昕突然联系不到何永高了,四处打听之下,他才知道何永高因销售印度仿制药被江西宜春警方抓捕,尽管最终没有追究刑责,但陈年昕却因此了解到售卖印度仿制药在国内是违法的,“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,我们都不知道,如果何永高再出事,我们这些病人该怎么办。”

对于此次中国船长、船员在韩被判刑事件,中山大学法学院一法学专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,根据韩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:认定事实,应当根据证据。证据要依法官的自由判断。而检方认定,由于案发地点处于仁川附近专属经济水域,根据专属经济区法程大伟等人的行为属于非法捕捞,所以韩方有权进行司法程序。但事实上,事发海域中韩并没有划分疆界,而是依照《中韩渔业协定》规则进行操作,双方渔民迫于生计常有钻空子的客观现象发生,而韩国警方的过度执法也是造成事件发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,所以此案不应该适用韩国法律。

被需要的人

上述法律专家还表示,根据《中韩引渡条约规定》所规定:一、双方有权拒绝引渡基本国国民。二、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不准予引渡,若想追诉,请求方应向被请求方提交与案件有关的文件和证据。

2013年7月,陈年昕的老伴儿因肺癌去世,此后,他再也没有联系过何永高。他不知道,老伴儿去世仅5个月之后,何永高就被江苏警方抓获,并最终站在了被告席,成为销售假药的罪犯。

对于程大伟被判30年,该专家表示,如果上诉不用担心获死刑。因韩国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“事实上废除死刑制度的国家”,近年来死刑极少。

2019年4月3日,取保后的何永高谈及此前卖药经历时称,在接触印度仿制抗癌药之前,从未有这么多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,这令他有一种“被需要”的成就感。

“若在中国海域抓人违法”

何永高回忆称,2009年他做进出口贸易,在出口的货物中有一种原料药叫吉非替尼,是生产抗癌药易瑞沙的主要原料。因业务需要,他在许多当地的论坛和贴吧里发帖打广告。

对于刘连成父亲刘春海讲述的“已驶入中国海域仍被韩海警抓捕”的情况,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郑环宇认为,如果刘春海所说属实,中国船员已经离开韩国海域,回到中国海域,那么韩方须通过外交途径追究责任。

何永高在广告语中曾多次提及吉非替尼,他说,可能是这个原因,有人误以为他是做成品药的,“突然有一天,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,他说他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,希望我帮他从印度搞些易瑞沙回来。”

但如果韩海警跑到中国海域,还对其实施抓捕,其行为已经涉嫌侵犯别国领土,是有违国际法律和惯例的。

何永高说,对于这个陌生电话,他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,解释清楚自己的业务范畴之后,很快这件事就被他抛在了脑后。

案件回顾

但此后的一段时间,那名肺癌患者又连续打电话请求何永高“帮忙救命”。这期间,另外一些患者也陆续打来电话询问买药一事,何永高由此得知,所谓印度易瑞沙,其实只是一种仿制药,价格与正版药之间差了十余倍,但药效却几乎相同。

韩国法庭称,2011年12月12日,中国渔船“鲁文渔”号船长程大伟因非法捕鱼而遭到韩国海警执法,在韩国海警登船后刺死韩国海警李洛勋。

“两种药的包装是不一样的,正版药一盒16800元,只能吃一个星期,印度的药一盒吃一个月,价格在2000到3000元不等。”何永高说,在患者及家属的连番劝说下,他最终答应试一下,并通过自己的渠道联系到易瑞沙在印度的厂家,“厂家说他们不直接销售药品,但向我提供了一份经销商的名单。”

韩国法庭称,程大伟船上的其他8名船员在海警登船抓捕时,用竹竿等进行抵抗。“辽葫渔”号船长刘连成驾驶木船进入韩国海域,利用木船撞击海警正在登船的“鲁文渔”号。

何永高最终选择了新德里的一名叫贝尔森的经销商,以每瓶1400元的价格购买了12瓶仿制易瑞沙。

2012年4月19日,韩国法庭以程大伟犯有“杀害执行公务者未遂和杀害执行公务者之罪”,判处30年监禁;8名船员与“辽葫渔”号船长刘连成被判18个月到5年监禁,并处以罚款。

何永高记得,第一批仿制药是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国内的,“这些药当天晚上就全部送到了病人手里,每盒药我加收了200元,算是劳务费。”

多名法律学者则表示,根据相关条约,获刑的船员有望回国服刑。

何永高没有想到,这次事件过后,他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,“许多患者慕名前来求药,甚至有肿瘤科的医生打电话来询问详情,说想推荐病人在我这里买药。但从始至终,我没有主动去推广过这个药,没有给医生送过钱。”

随着求药的病患越来越多,何永高从印度购进的仿制药种类也逐渐增加,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、治疗肝癌的多吉美等仿制药的购药渠道,都被他逐一打通。

但随着购买药品数量剧增,原先通过快递邮寄药品的方式已行不通了。何永高专程前往香港找到一名“水客”,双方商定,由印度经销商将药品空运至香港,再由“水客”把药品带到内地邮往重庆。

由于进货量急剧增加,印度经销商给何永高的出货价格也从开始的1400元降到了几百元。

何永高说,那时他已经知道销售印度仿制药在国内不允许销售,“但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很难停下来,停了就断了病人的生路。”

患者家属成了药贩子

何永高最终为他开出来的这个“口子”付出了代价。在他所称的这条癌症患者“生路”上,还有其他14人同样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,其中不乏一些患者家属,柳杨便是其中之一。

柳杨的父亲柳治忠谈及儿子,露出一脸自责的表情。他说,柳杨是为了帮母亲买印度仿制药,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,才走上卖药的路。

2004年10月,柳治忠的妻子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查出肺癌晚期,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,他知道,用不了多久妻子便会因肺功能丧失无法呼吸而丧命,“医生建议保守治疗,但6个月治疗下来,病情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越发严重了。”

与陈年昕一样,柳治忠在妻子治疗期间也从医生处获知了易瑞沙,但因为价格原因而选择了印度仿制药。

柳治忠告诉澎湃新闻,妻子刚查出肺癌时,儿子柳杨还在上学,他便自己在网上找到药贩子买到了印度仿制的易瑞沙,“几次买下来,价格从原来的3600元降到了3000元,柳杨还在网上查到了2200元的药,我们都觉得这个行当水分很大。”

柳杨毕业后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医药公司上班,在这期间,他不断在网上查找靠谱的中间商,希望能买到便宜而有效的印度易瑞沙。他的朋友张旭也参与进来,帮助柳杨寻找中间商。

2010年前后,张旭与身在重庆的何永高搭上了线,这使他们购买印度仿制易瑞沙的价格直接从2000多元降到了千元以内。

柳治忠说,在他妻子患病期间,由于柳杨总能找到渠道买到便宜的印度易瑞沙,病友们相互介绍之下,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开始联系柳杨,希望能他们带药,“我们家中有病人,很清楚癌症患者遭受的痛苦和家属承受压力,别人打电话来求孩子带药,他根本没法拒绝。”

因为帮忙带药的数量越来越多,柳杨和张旭的名气在连云港癌症病友圈里也越来越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张旭甚至把药卖到了徐州,并在徐州发展了马前、唐宁、马庆志及马毛毛4名下线。

今年3月29日,马前向澎湃新闻回忆他接触印度仿制抗癌药的经过时称,他的遭遇与何永高相似,也是因此前从事医药销售而被患者请求帮忙,此后一发不可收拾,“我们从张旭那里拿货每盒是900元,由于进货量大,运输成本也高,卖给病人时加了几百元,每盒1200元左右。”

据马前介绍,徐州的几名“药商”里,他与马庆志系叔侄关系,马毛毛是他的下线,而唐宁的情况与其他人略有不同,“她因为父亲有肝癌,为买药趟进了这潭浑水。”

马前说,2013年底唐宁因销售假药被公安机关抓获,她的父亲因此断了半年的药而导致病情恶化,尽管后来又通过其他方式买到了仿制药,但因为经济拮据,他瞒着家人减少了药量,“2018年3月,唐宁的父亲在家中去世了,老人等了4年多,直到死也没能再见女儿一面,他说是他连累了唐宁,亲手把女儿变成了‘假药贩子’。”

“假药”之罪

唐宁被抓后,又有包括何永高在内的十多人陆续被抓,而被列为第一被告人的,是一名叫林永祥的香港籍男子。

2018年8月31日,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销售假药罪,判处该案11名被告人3年9个月到6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,另有1人被判三缓三,3人免于刑事处罚。

一审判决后,何永高与林永祥不服判决提出上诉。

对于这名来自香港的第一被告人,何永高总结称,林其实只是被印度经销商找来充当了“中转站”的角色,“他自己有公司,不差钱,参与进来可能更多是为了帮忙。”

何永高介绍,2013年初,由于此前“水客”开辟的运货渠道状况频出,许多药品送到病患手中时经常因包装破裂而无法服用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印度经销商找到了林永祥,希望他帮忙中转,负责将印度仿制抗癌药从香港运到内地。

“林永祥是开医药公司的,他有资质,可以大摇大摆地把药品从香港运到深圳。”何永高说,此前“水客”带货通常会把整箱的药品拆开,化整为零,这样就容易导致包装破损,“自从林永祥加入进来后,这个问题就再没出现过。”

2013年底,何永高等人在国内售卖的印度抗癌药在江苏连云港经人举报后,警方很快将柳杨、张旭等人抓获,并顺藤摸瓜将其上下线十余人陆续抓捕归案。2014年7月,林永祥也被警方抓获。

法院认定,林永祥从2013年初开始,经印度人ANKIT主动联系后,向中国内地销售无进口批文的印度仿制版易瑞沙、格列卫、特罗凯、多吉美等抗癌药共计350万余元。

此外,连云港中院在一审判决中还认定,柳杨从他人处购进印度仿制抗癌药加价卖给下线喻甦、张歌萌共计345万余元;喻甦从柳杨及他人处购进印度仿制抗癌药,加价销售给他人,总金额为212万余元;何永高从林永祥处购进印度仿制抗癌药,加价销售给他人,销售金额为54万元。

案件中其余被告人的销售金额最少的5万余元,最多的则有590万余元。

澎湃新闻注意到,在一审判决中,尽管法院最终以销售假药罪定罪,但其中关于何永高及林永祥等人销售的药物则描述为“无进口批文的印度仿制药”。

林永祥的辩护律师葛绍山称,涉案的仿制药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“假药”,在民间乃至整个癌症患者群体中有另一套“认定标准”,“这里面有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供求关系,而这种关系导致了供货者获罪,甚至有人家破人亡。”

林永祥的另一名辩护律师邓学平认为,药品管理制度的首要价值应当是生命健康,其次才是药品管理秩序,“既定的制度应为挽救生命留下一条‘绿色通道’。”

邓学平说,类似的案件在国内并不鲜见,也曾出现过轻判或不予追究刑责的案例,“我们申请江苏高院开庭审理此案。3月下旬,江苏高院已经对案件的被告人进行了庭前讯问,相信很快案件就会有最终结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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